(Chinese) Photography as Process: A Review on The Untimely Apparatus of Two Amateur Photographers |
本文所用作品圖片均由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提供
原文發表於圖蟲網“讀立”攝影批評：https://indiefoto.tuchong.com/t/13002951/
林博彥與黃承聰在三影堂展覽現場，王品然攝，2015
用三台改造過後的攝影儀器[1]挑戰既有的攝影觀念，是2016年第八屆三影堂攝影獎得主、藝術家雙人組合林博彥與黃承聰（以下簡稱“林黃”）給評委與觀眾帶來的一次驚喜。從最終呈現出來的影像來看，這一藝術家組合的《兩位業余攝影愛好者不合時宜的工具》（The Untimely apparatus of Two Amateur Photographers）顯然無法用海因裡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藝術風格學”或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圖像學”來進行定義，但這並不妨礙它以一種強調觀念的綜合藝術的姿態進入藝術史的書寫語境。圖像，在這一作品中更像是一些說明書式的效果圖片，用以作為某種實踐的見證或注腳。
林博彥與黃承聰，不合時宜的工具，2015
他們的作品不以視覺愉悅為目的，倒更像是在實驗室裡生產出來的科學實驗報告，讓我想起了關注藝術的科學史學者芭芭拉·瑪利亞·斯塔福德（Barbara Maria Stafford）所論述過的“知識的視覺化”（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傳統，這一傳統自啟蒙時代起，便伴隨著作為話語的“科學”作用於藝術/技術領域。在他們所改造的第二套攝影儀器中，藝術家首先制造了一台帶有五個小孔的針孔相機與一個塗滿感光材料的玻璃球。在利用這一針孔相機對玻璃球進行曝光後，他們便得到了一個具有三維結構的“底片”。
林博彥與黃承聰，帶有五個針孔的相機，2015
實驗至此，林黃事實上已經挑戰了局限於平面形式的傳統底片，但他們並未滿足於此。在將一台投影儀進行改造後，他們用這台兼具投影與攝影功能的儀器對三維底片進行了各個角度的拍攝與投影，重新將三維影像進行解構，定格為人們熟悉的二維平面影像。
林博彥與黃承聰，將一台幻燈片投影機變成相機的一次改裝，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示範：如何使用經過改裝的Ektarpro 9020 Cine翻拍玻璃球負片#17，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玻璃球負片#17，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用經過改裝的Ektarpro 9020 Cine翻拍玻璃球負片#17，2015
在傳統的藝術批評中，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是定義式的，作者生產作品，作品是一種綜合了文化語境與個體經驗的再現。而對於林黃而言，攝影的含義顯然並不局限於這一對定義式關系中。相較於作為圖像生產者的作者與作為產品的圖像，他們的關注點最終落在了“圖像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這一關於“過程”的問題上。在媒介評論家與哲學家維蘭·傅拉瑟（Vilem Flusser）的啟發下，藝術家對於依靠像素及算法的數碼相機進行了批判性思考，從攝影的基本原理出發，力圖展現攝影儀器這一“黑盒子”本身，並發掘其更多的可能性。
關注過程、作為“黑盒子”的技術，種種術語都把林黃的攝影實踐推向了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對於科學作為一種話語的理論。對於拉圖爾而言，我們所處的現實正是科學這一話語的產物。科學利用實驗、圖表和高度專業化的語言，成為了一個常人所無法進入的封閉空間，也就是“黑盒子”。如何打開這一黑盒子，了解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潘多拉的寓言的另一種現代詮釋。如果把投影作為一種比喻，那麼我們所需要關注的並不是被投影出來的影像，而是去探索影像是通過怎樣的過程被投射到熒幕上的，這也正是藝術家通過“制造三維圖像——解構三維圖像——轉換為二維圖像”這一過程所達到的目的。林黃的第二件作品，從觀念到媒材的選取上，都暗合了拉圖爾的理念。盡管藝術家本人或許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理論，但這一藝術實踐的結果恰恰說明了拉圖爾的理論存在著時代的合理性。
林博彥與黃承聰，河原溫的鐘，2015
他們的第三件作品則改造自一只翻轉時鐘，為時鐘加上了鏡頭，在可翻轉的紙質表盤上加上了感光底片。每一分鐘，感光底片將曝光一次，連續24小時為一個周期。通過這樣的方式，藝術家一方面呼應了攝影作為“時基藝術”（吉爾德與維斯特傑斯特語）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在每張底片上，每個整數作為時間的指涉性（indexical）符號，覆蓋了底片的大部分場所，讓底片上其他的曝光物顯得無足輕重。這將前文所述的“呼應”直接放大為了“強調”。時間的痕跡，在每一張照片上擲地有聲。同樣，這些擁有“類型學攝影”的形式特征的照片所強調的並不是最終被呈現出來的平面視覺效果。用藝術家自己的話來說，“最終的按照時間順序所拍攝得到的影像，會是對於時間與空間的非線性記錄”。
林博彥與黃承聰，（第三件作品）將計時儀器變成攝影工具的一次改裝，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用河原溫的鐘拍攝的作品局部，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在參賽時展現的第一件作品，反而是我認為在三件作品中相對較弱的。它的主體部分是一個長筒狀的長焦針孔相機，配合以一個4*5英寸的底片後背與瞄准器。在與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的訪談中，林博彥坦言，這一攝影儀器的制作起源於巧合，但也正是這一最初的制作，讓他們的創作重心得以確定在攝影儀器本身。誠如藝術家所言，這一長筒針孔相機在形態上挑戰了人們對於照相機的認知，諷刺了攝影愛好者們“器材至上”的宣言。但作為以觀念取勝的一套藝術品中的其中一件，它在挑戰攝影的常識及探索攝影的本質方面顯然不具備後兩件作品的哲學深度。
林博彥與黃承聰，遠射針孔相機，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使用遠射針孔相機打鳥 短途旅行#5，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短途旅行#2的戰利品，2015
林博彥與黃承聰，短途旅行#2的戰利品，2015
在《兩位業余攝影愛好者不合時宜的工具》中，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命名的幽默感。他們清楚當下藝術界所追捧的是什麼樣的“結果”，且甘願以一種愛好者的身份自居，嚴肅地探索著“不合時宜”的“過程性知識”。這種實踐與精神，正應和了本屆三影堂攝影獎的主題——“無量”。也正如評委巫鴻在《藝術新聞/中文版》的稿件中所言，林博彥與黃承聰的作品“是關於‘攝影究竟是工具還是目的’等問題的探索，即攝影本體的問題的關注。”最後，我想以尼采在評述其打字機時的言論來作為本文結尾：“我們的寫作工具也同樣影響著我們的思想。”（Unser Schreibzeug arbeitet mit an unseren Ged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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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在林博彥與黃承聰的作品中，他們所改造的東西在本質上挑戰了“照相機”（camera）這個概念，喚起人們對攝影在儀器（apparatus）層面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