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between Text and Image: A Critique on Towards Evening | 文本与图像的空间
『向晚六章』之第二章，陳哲，2012 - 未完成
“色影無忌”2015中國新銳攝影獎頒給了陳哲的『向晚六章』，可謂實至名歸。其他五組候選作品，也非浪得虛名。說到這個獎項，或許再搭上每年的“三影堂”攝影獎，在網絡上的討論總是沸沸揚揚，然而話題也何其單調，無非不過是一群人與另一群人就“何為當代藝術”、“何為攝影”吵吵嚷嚷罷了。吵了兩年，我自覺疲憊，遂無意在此話題上深入。有些欲以攝影“匡扶大道”之人，寫了些斷章取義、人身攻擊的文章，雖同行亦不齒。
值得談的，還是作品本身。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獲獎前後，通稿中的作品描述裡中均出現了對“列維-施特勞斯”這個名字的誤寫，作列位-斯特勞斯。雖說這只是旁枝末節，也不知筆誤源於哪一環節，但側面而言，這似乎暗示著這些文字從來沒有人細細讀過。如此，也自然沒有人關心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是誰，他為何要書寫黃昏。事實上，這位在學界享有盛名的法國人類學泰鬥，結構主義的開創者，便是於1934年2月乘船前往桑托斯時，在船上觀看到了讓他久不能忘的落日。列維-施特勞斯用了六頁篇幅，在『憂郁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一書中絲絲入扣地描述了如畫而曖昧，甚至讓人癲狂的黃昏。他極為細膩的筆觸絲毫不帶有人類學式民族志的寫作風格，被別的學者用以與另一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進行比較。這兩本著作均被視為對傳統民族志寫作方式的挑戰。在這場比較中，被討論的話題是“民族志作為一種紀實寫作的體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融合文學性的描述”。我認為，“紀實性-文學性”的糾葛在列維-施特勞斯的語境中指向了一個更為艱深的矛盾：『憂郁的熱帶』對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的“叛離”是一種對基建於二元對立之上的結構主義的否定，德裡達也曾認為這是列維-施特勞斯在後結構主義思想上跨出的第一步。
因此，原本便極為曖昧的黃昏進一步加強了文本的“曖昧性”，這也似乎在某種內在的層面更加符合陳哲關於黃昏的思考。在『向晚六章』之序曲中，落日的余暉映照在台階之上，有亮處亦有陰影。陳哲用紅綠兩種不同顏色的虛線將這些明暗有致的區域勾勒出來。對應這一圖像的文字寫道：“在已存的事物中間創造出一些層次，從而產生一個模糊的場所。”另外，『向晚六章』之第二章則把黃昏看做一種過渡的、含混的狀態。它處於“已知”、“熟悉”、“希望”的白晝與“未知”、“危險”、“恐懼”的黑夜之間，本身便暗示著攝影與文本的在互動狀態下所能生產出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發，通稿和此前由“界面”刊載的『黃昏三封信』中，直接把『向晚六章』看做了“文學和攝影的文體實驗”這一看法在嚴格說來並不准確，因為陳哲的這一作品所探究的，當非狹義的“文學”，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可稱之為“文本”或“語言”的空間。在這一點上，或許正在上海民生美術館舉辦的“語言亭”展覽更能突出『向晚六章』這一作品的內在。
左：《向晚六章》之序曲；右：《向晚六章》之第二章，陳哲，2012 - 未完成
這一對“語言”與“攝影”的論述，早在2002年便出現在弗裡德裡希·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的『光學媒介』（Optical Media）一書中。他在書本的第一章中指出了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定義的“媒介”（medium）這一概念在技術領域的宗教來源。媒介是一個雙向端口，一面與技術相連，一面聯結著人的身體，且任何一種媒介都存在於另一種媒介之中。如電影可以通過電視機放映出來，靜態圖像可存在於動態圖像之中，劇本存在於電影之中，文本存在於劇本之中……如此，“語言”成為了一切媒介之始，這條“媒介鏈”到最終被化約為語言（而更細微的關於書寫語言與口語的爭論，與本文無關。可參見德裡達對Phonocentrism的批判），而語言之所以有不同，是上帝為阻止人類修築巴別塔而故意設下的夢魘。因此，『向晚六章』對於“文本”或“語言”的探索實際上是一場在媒介研究的領域展開的哲思。與英國藝術家組合奧利弗·夏那林和亞當·布魯姆博格（Oliver Chanarin & Adam Broomberg）的『聖經』（Holy Bible）相比，陳哲的『向晚六章』在文本與圖像的互文關系上的探索更為精致而隱晦。在『聖經』中，藝術家將所搜集到的檔案圖片大量覆蓋於文本之上，並留出可見的，能夠對圖像加以注解的文字，為其標注紅色下劃線。『聖經』在此一方面指向了宗教權威與世俗權力的勾連，另一方面，其內在結構則在藝術家的實踐下被摧毀，反而被“斷章取義”地用作反對權威的工具，使這一作品在本質上成為了一份政治宣言。盡管『向晚六章』也運用了類似的手法，以探索圖像與文本在同一觀看維度下的化合反應，但其激進之處則在於作者並不意圖用文本附會圖像，也不用圖像反映文本。它更像是在一個被文本與圖像勾勒出來的模糊又曖昧的空間中，通過黃昏這樣一個同樣模糊又曖昧的意向，讓觀者得以一窺藝術家對其所處之世界的敏感思考。從這一角度出發，『向晚六章』是一種成長，甚或是成熟的標識。在『蜜蜂』和『可承受的』兩組青春與陣痛以後，陳哲已不再滿足於記錄“普通生活的不普通”，轉而沉思“日常的本質”。
Holy Bible, Oliver Chanarin & Adam Broomberg, Published by Mack, 2013
《可承受的》，陳哲，2007 - 2010
《蜜蜂》，陳哲，2010 - 2012
在『光學媒介』的開篇，基德勒曾援引了澳大利亞女性詩人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一句話：“日光之下的任何事物，都不會比沐浴在日光之下這件事本身更加美好。”（There is nothing more beautiful under the sun than to be under the sun.）這句話的吊詭之處在於，語言或文本本身，並非“陽光之下”的可見之物。描述黃昏、拍下黃昏，『向晚六章』對於黃昏的痴迷，是否已超越了黃昏之美？這一個尚未完成的系列，讓人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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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圖蟲網“讀立”攝影研究站：https://indiefoto.tuchong.com/t/12860594/